北宋宰相韩琦有多厉害?两立皇帝三朝为相

风云人物

公元1063年,北宋第五位皇帝,宋英宗赵曙即位。

这位仁宗皇帝过继过来的儿子即位不久,就莫名其妙得了怪病,无法处理政务,由曹太后垂帘听政。

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,曹太后始终没有归政的想法,两宫的矛盾遂逐渐突出。

曹太后经常当着大臣们,数落英宗皇帝的不是,英宗皇帝见了这位太后也丝毫没有尊敬之意。在崇尚孝道的大宋,英宗皇帝这样做,显然是会出问题的。

满朝上下都忧心忡忡,担心太后迟迟不撤帘,会影响国家政局的稳定。

在这个时候,韩琦站了出来,坚决维护皇帝的尊严。当太后与大臣们议论皇上的时候,韩琦总会站出来,冷冷说上一句:“为什么我每次向皇帝汇报工作的时候,皇上正常的很!”

但皇帝不能总靠韩琦来维护,皇帝必须出来主政。

韩琦和几个大臣以汇报工作的名义去见曹太后。曹太后隔着帘子听大臣们汇报。

汇报完工作,韩琦禀告太后:“臣还有点事情想单独跟太后说。”

由于事先打过招呼,身边的几位大臣就退了下去。

帘子里面是曹太后,帘子外站着韩琦。

韩琦说:“太后,我把政事交由皇帝处理,皇帝处理的井井有条。”

曹太后也点头称是,认为处理的确实很好。

韩琦接着说:“看来咱们的皇帝身体已经恢复差不多了,我年纪也大了,也该退下来了。”

韩琦说完这句话就停住了,有这么几秒钟,整间屋子里没有任何声音。曹太后也没有任何反应,空气仿佛凝固了。

在帘子外隐约看见曹太后脸色沉了下来。

曹太后说:“您怎么能退下来,国家还需要您,皇帝还要您辅佐,您不能退,要退也是我退。”

最后一句话说的很微弱,但大殿里所有人都听到了。

韩琦没等这句话落地,便高呼:“太后圣明!”

按照正常礼法,太后说要退下来,作为宰相,韩琦应当挽留,起码要如此三次之后,太后表示完去意已决,才能作罢。

太后也很惊讶,一时不知所措,脑子嗡嗡地响。

韩琦接着说:“现在满朝都议论您贪恋权力,谏官的批评意见一条又一条,都被我压下来了,我就给他们说,太后怎么是那种贪恋权力的人呢,太后是圣明之人。那,太后打算什么时候撤帘呢?”

太后听到这里,脑袋像被什么击打了一样,她怎么也没想到韩琦会这么直接,有点不知所措,站起来就要走。

韩琦把这一动作,解读为太后打算立即撤帘,马上大声说:“太后打算现在撤帘,还不快把帘子撤下来!”

身边的人听韩琦这样说,马上就把帘子撤了。

帘子一撤,曹太后暴露在大臣面前,这是非常不合礼法的,太后慌乱中躲入屏风,很是狼狈。

第二天,曹太后宣布归政。

这次撤帘事件,韩琦做的利落干脆,的确有很多不妥,作为臣子,太后毕竟还是太后,这样做并不符合礼数,也无法做到让太后真的心甘情愿归政。

但不得不佩服韩琦的胆魄,没有以社稷安危为己任的责任感,是不可能会做这样冒险,甚至说大不韪的事情的。韩琦的强硬,是真正为这个国家想,他怕这个国家出什么乱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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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有一件事也能看出韩琦的胆魄与担当。

英宗皇帝迟迟没有立继承人,直到临终时,这一事情仍未解决。

还是韩琦站了出来。

韩琦面对病榻上的宋英宗,淡淡地说:“社稷为重,请陛下即刻写下继位人。”

英宗哆哆嗦嗦写下“立大王为皇太子。”写罢,就放下了笔。

韩琦又说:“立太子非小事,请陛下把诏书写清楚!”

英宗无奈,又写下“颖王顼”三个字,也就是赵顼的名字。

韩琦这才放心。

大臣文彦博对韩琦说:“陛下好像不太情愿,父子之间难免也会有想法。”

韩琦说:“国事,应当如此。”

在宣布英宗驾崩之后,有大臣忽然看到英宗的手指动了一下,所有人惶恐之极。新皇帝已经接任,英宗如果没死,那该怎么办?

大臣们一时间乱做一团。

韩琦斩钉截铁说了八个字:“先帝复生,乃太上皇。”

即便英宗活过来,那也是太上皇了。

如此决断力,又甘冒风险,韩琦的确令人佩服!

不仅是英宗朝,早在仁宗选继承人的时候,韩琦就起到重要的作用。

仁宗皇帝没有儿子,过继过来的儿子也就是英宗皇帝,自己不太喜欢,毕竟不是自己的血肉,仁宗盼望着自己临终前,能降生一个儿子,所以迟迟未立储。

但仁宗皇帝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,韩琦拜相后立即上书,说:“皇嗣者,系天下之安危。”

在韩琦的屡次上书下,赵曙才被确定为继承人。或许正是由于即位的波折,才出现了开头提到的,英宗即位后便得了怪病,疯了一样,对曹太后也不以母亲之礼相待。两宫矛盾突出。在中间调和两宫矛盾,维护英宗皇帝形象的,正是韩琦。

中国历史上,贤臣并不少见,能为国家社稷鞠躬尽瘁的也有不少,但是能在国家政权交接的关键时刻,多次起到定海神针作用的,就不太多了。

韩琦算一个。

《宋史》对他的评价很到位:琦相三朝,立二帝,厥功大矣。当治平危疑之际,两宫几成嫌隙,琦处之裕如,卒安社稷,人服其量。

三朝元老韩琦是比较有突出士大夫特点的,心系国家安危,以国家社稷为己任,哪怕冒上生命危险。立二帝、调和两宫矛盾,韩琦做的这些事儿,不像其他文官一样在朝堂上拌拌嘴、打打闹闹的小事儿,而是定江山、稳社稷的大事,这种事情,稍有不慎,可能就是诛杀九族的大罪,但韩琦,义无反顾的就做了。

支撑他的,不是什么权力,也不是什么地位,就是传统道德下的“应当之理”的逻辑和给予他的“道德使命感”,这也支撑着所有以江山社稷为己任的士大夫们。

在韩琦看来,一切勇气来源就是他心里装着的国家社稷。

所做的一切只要是为了国家稳定、国家前途,都是值得做的,并且都是应当的,至于面临的危险,都是不足畏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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